论文写作极其痛苦，翻出诗稿见04年冬至作，今已四年，久不知作诗味道。　

回首流光疾弹丸，重温旧稿意阑珊。　　
书山叠起三年苦，帖海翻成一夜寒。　　

枯坐枯吟诗可竟，徐行徐草枕难安。　

肯随霜信归时早，倦笔江南何处欢。

某刊物2008年第四期刊登了俺的《国色老颜不相称，今后村非昔后村》一文，收到刊物自然很高兴。翻开一看却让我哭笑不得，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文章删改得面目全非，想要说的话也没说明白。基本每节都有删改，我忍了，而忍不住要说的却是第一节“基础：行迹的清晰与文集的零乱”，本来是谈两个问题，结果大刀一挥，关于《后村先生大全集》的讨论，只字不剩，读者一看显然是文不对题啊。俺知道，版面珍贵，删减是避免不了的命运，不过为啥不能让俺自己来呢？这么机械的切割俺的文章，有人读了这篇，肯定说作者俺是没有一点写文章的基本素质的，还学术呢，还论文呢，连小学生都会的紧扣题目都不会。算了，不说了，我忍了。写在此，布告读者，虽然俺晓得没啥人读它。

PS：刊物英文目录，我一不小心就被改了名字。

为问少年心在否 一篇珠玉是生涯

（本文发表在《文艺研究》08年6期，发表时个别字词有改动）

——王水照教授访谈录
　　

侯 体 健　　

编者按  王水照先生，1934年生，浙江馀姚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即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80年任副教授，1984年应邀执教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1985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获“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1998年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顾问。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名誉会长、《文学遗产》编委、《新宋学》主编等职。长期从事宋代文学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主要著有《唐宋文学论集》、《苏轼选集》、《苏轼论稿》、《苏轼研究》、《王水照自选集》、《宋代文学通论》（主编）、《苏轼评传》（合著）、《欧阳修传》（合著）等学术专著，又著有《半肖居笔记》、《鳞爪文辑》等学术随笔，编有《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历代文话》等古籍文献。同时十分关注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编译有《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等书。本刊特委托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侯体健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王水照教授，并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三角地”与文学史　

侯体健  王先生，您好。我受《文艺研究》杂志委托，对您的个人治学经历与相关学术问题作一个访谈，希望能给我们后辈学人以启发、借鉴。　

王水照  好的。我个人的治学经历有历史环境的特殊性，不一定有借鉴作用，但是我很乐意谈谈。

按：组织要求写篇800字的感言，俺于是奉命写了这东西，其中有些是我要借机表达的。博客久未更新，恰拿此充数，更新一下。

三十年对我来说，纯属虚词，我的记忆中能感受到的，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大概在1988年的时候，我隐约知道了“祖国”的概念；大概在1992年的时候，我的小学生作文里常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样的短语。与此同时，我也会交换着听到郭兰英音域深广的“一条大河”和小虎队、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我在依然玩着铁环、陀螺的时候，也慢慢知道了变形金刚、机器猫；在依然啃着红薯的时候，也偶尔能吃上一次蛋筒。这让我认识到：世界真的越来越美好——当然，那时还不知道是改革开放的功劳。

小学升初中，只考语数两科，不知政治为何物。初中课本，有了政治一科，“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连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一系列名词，成为了考试必备的内容。于是，我知道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回归世界本真的中国。什么是回归世界本真？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更加关注个人。之前的中国，过份强调集体主义，而忽略了人作为个体的权利，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人口高度膨胀、大锅饭思维支配等等。反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则有制度的“民主”与“专政”关系处理不妥；“个人”与“集体”关系处理不妥。忽视少数人的意见，忽视少数人的权利，思想僵化，裹足不前，纠缠于概念的辨识，认不清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这个时候的中国，就是一头打了麻醉剂的狮子，徒有大的身躯，却站不起来。

与之前相比，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中国更重视个人了，更重视自然了，更重视世界本真了。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份量。在人构成的社会里，每一个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在生物构成的世界中，自然永远是需要敬畏的。尊重人、敬畏自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宝贵的经验。我再一次想起初中马克思哲学课程中简单的话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位的，精神是第二位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的思想、社会制度是第二位的，而世界本身是第一位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制度也好、我们个人的思想也好，都要符合世界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不可因一个人的思想、一个政党的利益、一个民族的喜好而改变国家与世界的前进方向。坚持符合实际的方针路线，充分认识“三个有利于”的宏观判断，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二法门。